苏州大学成立民办教育研究中心，这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全国高校中这样的研究机构不多。作为一所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机构，应该坚持研究的独立性。不要光做政策解读的工作——国家出台了政策，我解读一下，这样的政策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对于刚颁布的政策，报纸可以宣传一下这个政策多么好，但未经时间检验，学者不能盲目颂扬。学者要独立地开展研究，听从别人指向的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当年我参与了《民办教育法促进法》的立法，当时我提交的方案并不支持将民办学校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我主张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因为我国绝大部分民办学校都是营利组织，只有少数是非营利性的，所以我就主张分类管理。当时有部分决策者批评我目光短浅，认为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需要动员尽可能多社会力量投入教育，所以当时政策没有提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但是，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我国民办教育不得不回到分类管理的发展道路上，所以，学者一定要坚持独立地研究和独立地判断。我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贵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一家之音、一家之声，学术就无法发展了。

学术研究不能光坐在实验室、办公室里处理数据，纯理论化的研究对国家决策价值不大，实地调查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会更有意义。我去过至少50个国家级贫困县，了解乡村学校实际运行情况，有一次在一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一个礼拜都洗不上一次脸的山区学校待了一年半，深知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实苦。做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抄外国的结论，而是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深刻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要记住，理论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最终受实践检验。

宣传有纪律，学术有自由。大学的研究机构要独立地发展，而不是跟在政策后面跑。对于政策，学者可以“挑毛病”，这才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法律都是滞后的。学者要坚持独立性，学者不能盲目听从任何一方，学者要追求真理。学者要独立地发声，至于研究成果能不能变成决策，那不是学者所要追求的目标。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政府决策的任务则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基础。学者要解释世界，改造世界要靠政府和市场。学者不可能去改造世界，学者只能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学者不能代替政府做出决策，学者重在研究政策制定和实施所需要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