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放教授专访 

★请问您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龚放：首先，真正有价值的高等教育研究绝非关在书斋里做学问，绝非仅仅止步于概念的界定与范畴论争。高等教育学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的清晰与犀利，更需要关注现实、问题导向的分析研究，需要恰当而适时地回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变化。现在的学术成果评价往往谈及有多少文章发表于何种核心期刊，被转载与引用的频次或级别。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大文章”，应该紧扣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紧密结合大学治理变革的需求，要形成能影响重大教育决策并引导办学实践的研究成果。

其次，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是以学术共同体的身份而存在的，它的声誉与地位、作用，是由学院的所有教授和学生共同作为、协同创生的。我和冒荣教授等从加入这个学术共同体以来，一直努力在说真话、说在理的话、说经得起检验的话。说真话，办实事，独立地思考，勇敢地表达，不追求个人的名利，不计较一时的得失，是我们创建这个学术共同体以来努力遵循的座右铭。从教务处高教研究室到高教研究所，到教育科学与管理系，到教育研究院和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走过40个春秋，我和冒荣、桑新民教授等也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荣休”多年了。“中兴有望”，自有来者！我们相信教研院的学者教授和莘莘学子一定能青蓝相继，再创辉煌！

★大学是精神的象征，南大的精神与风骨应如何融入在学术研究中？

龚放：关于南大的精神，我认为“诚朴雄伟”这四个字概括得很好。尚诚尚朴，求真求实，是南大的底色和本真。有人说，南京大学“诚朴有余，雄伟不足”。作为一所百年学府的反思，这么说当然未尝不可。但我认为，何为“雄伟”？仍然有多种理解。就像武侠招式一般，降龙十八掌招招带有雷霆之声，固然是一种雄伟；剑起悄然，无声无息之中“一剑封喉”，是另一种“雄伟”，同样让人肃然起敬。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四稿，揭开真理标准大讨论帷幕且未曾具名；闵乃本院士领衔的团队十九年磨一剑，在凝聚态物理学方面建树颇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又何尝不是雄伟之举！

踏实做事，低调为人，不追求排场与声威，只谋划长远的根本的发展。这是南京大学创建一百二十年来形成的风格与基调，是我们每个南大学人需要奉行、需要秉持和坚守的铁律！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作为桃李天下的资深教师，在南大的百廿传承中，哪位长者在您的人生道路中引航传业？

龚放：关于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上的影响，我想聊聊曲钦岳老校长。

我是1982年7月从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本来是想要报考程千帆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生，但程先生前一年已经招过，82年春不再招。我听从了吴新雷教授的建议，未报考外校的研究生，而先留校工作，第二年再考千帆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高校总结反思“十年文革”，“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身”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训。因此，许多高校纷纷建立高教研究所（室），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办学方略与对策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南京大学与清华、厦大、华师大、上师大等八个机构一起发起筹建中国高教学会，并在教务处新设高教研究室，我就作为最初的一位成员留校工作了。

我一边根据学校的要求筹办学术期刊《高教研究与探索》，一边准备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考试。但学校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要求留校工作的77、78级毕业生“必须工作年满两年方可考研”。正当我为之惆怅失落之际，大概在1984年秋，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郭惟森教授找我征求意见，希望我回中文系任教。我当然欢欣鼓舞，因为中文系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强的学科，回系工作且能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与我的兴趣爱好也完全契合，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向领导提出了回中文系任教的请求。

当时高教研究室尽管是教务处下辖的一个科级机构，与教学研究科合署办公，但室主任却是袁相碗副校长兼，副主任是教务处丁承憼副处长兼。他们做我的工作，希望我留在高教研究室，而不是回中文系任教。我没有想到，出任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曲钦岳教授也拨冗做我的“思想工作”。

当时南京大学未能入选国家七五期间建设“重中之重”之列，发展并不顺利且人心浮动。教育部调整了学校领导班子，曲钦岳、王德滋、袁相碗、冯致光、陆渝蓉等中年教授、副教授“临危受命”，他们表示：“我们的任期有限，而南大的使命永恒。”他们励精图治，想要凝心聚力，带领南大走出低谷，重铸辉煌。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曲校长清醒认识到大学的发展也有其规律，需要研究“大学之道”。所以他十分诚恳地劝我：“你能不能不要再去研究古代文学，而是留下来研究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的，有领导、管理一个系的经历，但一所上万人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怎么办？我们缺乏经验，急需理论的指导和国外一流大学成功办学案例的借鉴，需要有人提供参谋咨询，提出对策建议……”曲校长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取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锁定了当代高等教育研究这个方向，立志成为一个称职的“幕僚”和“谋士”。

随后，在曲校长的关心下，高教研究室从教务处剥离，从行政管理机构转变为系、所级的科研机构，1986年又更名为“高教研究所”，并从各院系和部处聘请有志于高教研究，特别是有过国外著名大学留学或访学经历的中青年教师与干部担任兼职研究人员，参与学校改革发展的对策研究。高教研究所也不断引进和补充优秀人才，在南大举办中美大学校长研讨会、争取跻身“重中之重建设”和制定“综合改革方案”，以及首批进入“211工程建设规划”等重大事项中，真正起到了“出主意、想办法、拿方案”的咨询决策作用。曲校长还激励我们“把工作的成果转化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既要参与学校的改革，又要研究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关的理论热点和实践难题，“发出南大的声音，提出南大的思考。”进入90年代之后，他与王德滋、袁相碗、冯致光等老校长果断地支持我们将问题研究、实践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的发展新思路，支持我们在高教研究所基础上向系、院转型发展的努力，使得在学科建设方面“后知后觉”的我们终于醒悟、发力，赶上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申报的“末班车”，为当下及今后的新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此南京大学建校百廿华诞之际，您对南大有哪些祝福？

龚放：学校的发展会有很多的机遇和增长点，我希望南大在新征程中，抓住时代机遇，不断开创新思路、新局面、新举措。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我们必须要重视学科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一定会长期存在，但已经显露出它的局限性。我们要坚持学科为基础，但还需超越学科。现在，以问题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则方兴未艾，这也是建设中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弥足珍贵的机会。通过发挥南大文理兼长的底蕴，形成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的新的知识增长点，进而发展为学科优势，这是南大在未来重振雄风至关重要的。

★在此教研院锐意进取的新时代中，您对教研院的发展与学科建设又有哪些期盼？

龚放：我们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也正在成长起来，成为各教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我希望学院能够继续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核心，把发展的方向进一步凝练，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支柱。我还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参与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以学校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逐步取得相应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校庆学术系列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