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很多实践和理论问题。一类高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需要所决定的。高职院校是培养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组织，可以说，高职院校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社会生产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社会生产现代化升级换代的推进器。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过程曲折坎坷，直到1998年政府提出和实施发展“新高职”政策，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据统计，到2021年，我国共有高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23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院校1486所；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01.3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3496.13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1893.10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12.93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1590.10万人。^[1]除了在校生规模外，在其他指标上，高职院校都超过普通本科院校，这说明高职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未来之路怎么走？高职院校领导和师生关心，社会公众也关心。这里将围绕高职院校的未来发展展开讨论，以期对厘清上述问题的认识有所裨益。

高职院校的发展前景与形势密切相关。前不久，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它表明“双一流”建设是中央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焦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的热点。我相信，很多地方政府也将跟进，制定当地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大力推进相关建设工作。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双一流”建设工作都只涉及少部分高校，高职院校与这一焦点和热点还有较大距离。怎么看待在国家政策中不占优势的高职院校发展的形势，这是明确其发展前景的关键。分析高职院校发展形势可以有很多角度，这里主要分析三个密切相关的因素。

（一）庞大的适龄人口群

高校办学需要有充足的生源，有生源，学校才有未来。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新出生人口数出现下降趋势，人们对于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担心越来越明显。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出现有些国家或地区面临的生源不足问题。还有的人以我国高考录取率达到90%左右为依据，预测高等教育将面临生源短缺的境地。如果真的出现生源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高职院校将受到冲击，因为新增生源的主要去向是高职院校。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生源问题，上述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确实增长很快，新出生人口数量确实出现了下降趋势，一些国家或地区确实面临着高等教育生源不足问题，我国高考录取率确实居高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必然出现生源不足问题。统计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进入了普及化初级阶段，2021年达到57.8%。^[2]单就毛入学率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经为多数适龄人口提供了受教育机会，未来随着适龄人口逐步减少，普及化发展的任务将不如以往艰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战略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但实际情况比数字现实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普及化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基本统计单元，它所反映的适龄人口受教育机会满足的程度。适龄人口在国际上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的概念，我国教育部对适龄人口的定义是“18-22周岁年龄段的人口”。而在学人口的统计范围则超出了适龄人口，它所反映的是在统计时间点所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因此，毛入学率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从理论上讲，净入学率更准确。^[3]但各类统计公报和年鉴中，都查不到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具体数字。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应在4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还有约60%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未能获得受教育机会。显然，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空间还很大，任务还很艰巨。研究表明，根据毛入学率的不同，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50-65%）、中级阶段（65-80%）和高级阶段（80%以上）。据统计，世界上已有76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处于普及化阶段，其中，21个国家处于初级阶段，29个国家处于中级阶段，26个国家处于高级阶段。^[4]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处于普及化初级阶段，未来发展之路还很长。除了满足适龄人口的需求，还有数量更大的潜在的高等教育人口，这就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在职人员，他们是高等教育的非传统生源。当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级和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将有数以百万计的适龄人口和非传统生源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其中，大多数人将进入高职院校，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由此，可以推断，高职院校将出现生源危机不是一个真命题。

（二）战略机遇窗口期

普及化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毛入学率是衡量普及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除了毛入学率以外，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还将在结构、教学、学习、治理等诸多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5]所以，高等教育普及化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我国高职院校发展也存在量与质的统一问题。

研究表明，未来10年左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窗口期。根据国家人口统计预测，按现行的人口政策和生育规模延续下去，如果以后不再出现人口强烈反弹的现象，2033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长将达到最高峰值，此后将出现一段缓慢减少期，直到世纪中叶。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峰值到来时，毛入学率将达到中级阶段水平，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增加1000万人左右。此后高等教育将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整体办学格局将基本稳定下来，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将进入成熟阶段。从另一个角度看，未来10年左右将是各级各类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到自身理想位置的关键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发展定位的定型阶段。

总体而言，我国高职院校的办学历史都不长，由于各高职院校并不是一次成型建设的，分步规划分步建设是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发展的基本路径，20年左右的办学积累还不足以使其入归理想位置。再有10年左右的倾力建设，高职院校发展将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个水平能有多高，既取决于高职院校发展愿景的高度，又取决于高职院校发展战略实施的成就。10年以后高职院校还可以有大的发展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发展难度将成倍增加，发展代价也将成倍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10年左右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结果将直接决定学校远期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包括学校形式、结构、规模、层次、水平以及地位和影响等，都将达到一个比较稳态的境况。实际上，这段时期不只是高职院校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所有高校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发展好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发展是高职院校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与其他历史更久、条件更好、实力更强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是高职院校必须在战略谋划中加以重视的。

（三）长远发展空间

建设高职院校不是权宜之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现代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将实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高等教育强国不会是一个完全同质化的系统，多样性仍将是其主要特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必然包含高职教育，因此，高职院校仍将是高等教育强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计划性很强，高考之后考生念普通高等教育还是念高等职业教育，主要不是由考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决定的，而是由高考起分线决定的。高考分数较高者获得上普通高等院校的机会，分数较低者只能上高职院校。这种分数决定教育类型的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普通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之间在办学条件和水平方面的差别。但在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和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日益鲜明之后，仍然坚持以高考分数高低为依据决定两类院校生源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高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满足各行各业技术应用需要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这是一类数量庞大、适应面广、能够满足众多民众个性特点和职业理想的人才群体。这类人才主要由高职院校培养，而且随着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会不断优化和成熟，所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会越来越强，学生的个性发展越来越全面，高职院校将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生产水平提高的推进器。

上高职院校接受高职教育不应是对高考分数较低者的惩罚，而应是民众根据自身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做出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接受什么类型的高等教育、上什么高校，是受教育者的自我选择，是对教育类型的公平对待，是不同类型高校得其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发挥其功能的实际体现。这就是说，高职院校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居于附属或补充地位的，更不是低质量、低水平的，而是为社会大多数职业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为大批民众实现自我、成就未来的加油站。只要社会生产有现代技术的应用，就需要有高职院校为其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院校的发展需求和空间是永恒的。

有人说，普通高等院校发展“双一流”建设，高职院校发展看“双高计划”。很多人了解“双一流”建设，因为舆论媒体报道很多，人们对“双高计划”则所知不多，同学们了解的可能也很少。所谓“双高计划”是教育部、财政部于2019年提出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共立项建设197个单位，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包括：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A档）10所；第二类包括：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B档）20所；第三类包括：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C档）2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A档）2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B档）59所；第四类包括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C档）56所。不论是“双一流”建设的147所普通高等院校还是“双高计划”的197个单位，都只是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的一少部分。它们固然能够反映两类高校发展的某些特点，但如果只盯着它们，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考察高职院校的发展前景还应当有更多的角度。

（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经验

高职院校不是中国特产，而是世界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职院校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不仅确立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办学体制机制。应该说，高职院校已经基本完成了创业期的建设任务，即将迈入注重内涵发展的兴业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对于清晰把握高职院校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是世界高职教育的典范国家，其高职院校办学模式为世界很多国家所借鉴。我国高职和中职教育发展与德国交流合作很多，很多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到德国高职院校参观考察和学习。德国高职院校发展比较成熟，其办学体制机制与初创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据统计，高职教育发展一直很好，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学习效仿德国。2022年，德国高等院校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综合大学，含普通综合大学和工业大学，共108所；第二类是专门学院，其中，艺术类高校52所，管理类高校30所；第三类是应用科学大学，共210所。综合大学代表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高原和高峰，专门学院是艺术和管理英才的摇篮，应用科技大学在促进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类高等院校都不可缺少，各有自己的优长。应用科技大学最初主要进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后来才纳入国民教育系列，20世纪后期，逐步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一部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有的还取得了培养博士的权利。它的教育有别于其他两类高等院校，“双元制”模式是其人才培养取胜于企业和社会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应用科技大学是通过多次转型升级发展才达到了现在的样子。比如，创建于1971年的亚琛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 Aachen）是同类大学中的佼佼者，开办了100多个各级学位教育学科专业，设10个学院，在校生超过15000人，每年毕业生近2000人，拥有约240位教授和900位雇员。^[6]

英国高职教育发展有别于德国，其高职院校没有与综合大学并驾齐驱，而是走上了综合大学的办学之路。英国多科技术学院产生于1965年，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发展历史，为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创造了英国高职教育的典型经验。1988年，英国政府通过《教育改革法》，改革多科技术学院管理体制，将这些院校从地方政府管辖下剥离出来，赋予其与大学同等的独立办学地位。1992年，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综合大学，结束了其高职教育发展史。尽管如此，这些大学大多保留其与工商业界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利兹多科技术学院（Leeds Polytechnic）经皇家特许取得大学资格，得名利兹都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2014年又更名为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该校开办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学科专业，声称是一所立足利兹的现代化的专业大学，是英国西约克郡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学校拥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28000名在校学生，约2800名教职工。^[7]

澳大利亚高职教育不仅有着独特的体制，而且在该国高等教育（第三级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教育规模达到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的70%左右。20世纪后期，澳大利亚高职院校（TAFE）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学徒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彰显了高职教育的办学特色。TAFE院校是一个职业教育的复合体，覆盖了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了职业资格证书、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等各层次和类别。比如，霍姆斯格林学院（Holmesglen College of TAFE）于1982年建校，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立综合性职业院校，可开展资格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育，开办了建筑、工商管理、护理、时尚设计、会计等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计划。^[8]

我国台湾地区高职教育特色鲜明，高等教育采取双轨制办学：一轨是普通高等院校；另一轨是技职高等院校，即高职院校。台湾技职院校包括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学院和科技大学等，为学生提供职业资格证书、专科毕业证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技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教育大学总校长吴清基认为：“台湾技职教育不是二流教育，培养的都是一流人才。”^[9]比如，台湾科技大学由1974年建立的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升格而来，是台湾第一所高职院校，1997年改为现名，設有工程、电信、管理、设计、人文社会、应用科技等六个学院，24个系所、中心等教学单位，招收博士、硕士、学士和大专学生。在校生人数约10000人，其中，本科生5806人，硕士生4430人，博士生1038人；专任教师533人，兼职教师670人。^[10]

综上， 德、英、澳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高职院校都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快速发展中兴盛起来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完成了转型升级。总结它们的经验，大致可以发现：第一，高职院校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推进力量，经济社会现代化为高职院校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第二，高职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进程中实现了办学层次和内涵的升华，形成了四个结合的办学模式：资格证书教育与学位教育的结合、校园教育与企业实践的结合、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以及赓续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结合；第三，高职院校的办学类型走向多样化。与初创时期办学类型比较单一相比，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国高职院校的办学类型走上了差异化发展之路。

（二）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过程

职业教育受歧视，不仅受到社会歧视，而且在教育内部也存在歧视现象，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因为歧视，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当然，高职院校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民众意愿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相对滞后，真正形成规模，发展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

历史地看，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初创和孕育期比较长。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肇基之时，清朝末期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洋务学堂以培养职业人才为目的，所实施的教育具有高职教育性质。比如，福建有一所很著名的洋务学堂，叫马尾船政学堂，它有中等教育的内容，也有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分。其毕业生大多数都在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做水手和士兵。在清末一些现代产业事业发展中，一些职业型院校的建立满足了特定行业事业，包括矿冶产业、现代医疗卫生行业等对技术人才的需要。比如，最初的煤炭学校、医学堂等可能属于中职院校，但后来升格发展，成为医学院、矿业学院等，就成为了高职院校。新中国建立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缓慢，比较出名的非常少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主要重视中职教育，建立了大批中专学校（中专）、技术学校（技校），各行各业都建立自身的中职院校，它们培养了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各行各业技术人才，为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中等师范学校（中师、幼师）培养了全国小学和幼儿园所需要的教师和保育人员。

“文革”结束以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各行各业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增大，但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能力不足。为此，一些省会和中心城市开始创办职业大学，采用新机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职业大学学制三年，采取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等措施，开始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尝试。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新建了120多所职业大学。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不高，这些职业大学从建校开始就大多不太安心，有些职业大学准备了两块校名牌，平时在学校大门上悬挂的是不带“职业”两字的牌子，但若遇到上级部门来校检查工作，则换上带“职业”两字的牌子。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对厦门的鹭江大学（鹭江职业大学）、福州的闽江大学（闽江职业大学）等耳熟能详的原因。

世纪之交，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发展“新高职”提上了日程。广义的新高职是针对前一时期举办职业大学的经验教训提出的高职教育发展新思路，它主要由以下机构实施：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二级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等。这些机构，特别是民办高校、中专学校和成人高校的加入，为高职院校发展建设提供了新思路。现在的1400多所高职院校主要是由这三类院校转型、升级、改制而来，它们成为了高职教育的主力军。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和普及化的跨越发展，高职院校功不可没。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而言，它们的办学历史整体上偏短。发展历史不长，但它们从来没有停止对多样化发展路径的探索。在近20余年的发展中，高职院校有一个前扬后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新高职”发展的前10年左右呈现出蓬勃旺盛的势头，而后10年左右则表现出疲态之势。之所会出现这一问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高职院校自身从创业期外延式发展到中兴期内涵式发展的阵痛使然，又有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变化带来的冲击，包括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职院校管理职能调整带来的不适。办学历史不长，就意味着办学条件和体系建设短板明显，学校文化积累薄弱；政策和管理机制调整带来的是政策的间歇性摇摆，甚至无所适从；从创业期向中兴期的过渡则意味着高职院校应对自身办学定位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并能对自身发展愿景与战略进行设计和规划。近年来，在“双高”计划的刺激下，高职院校发展似乎在迷茫中看到了发展的光明前景，政策的杠杆作用对高职院校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

（三）向各级学位教育拓展

“文革”结束后，我国恢复实行学位制度，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学位教育体系。最初的学位教育只是针对普通高等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还不为人所看好的情况下，高职院校与学位教育之间存在一道深深的鸿沟。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开展的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普通高校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学术学位的教育和授予机构，又是专业学位的教育和授予机构。直到近些年，为了建设现代职教体系，政府调整了高职院校升本政策，一批职业技术大学发展起来了，职教本科专业教育得到了探索，职教本科学士学位将成为一个新的学士学位类别。据统计，全国已经建立了32所职业技术大学，另有3所普通高校开办了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全国已有职业本科在校生12.93万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即要达到50万人以上。这表明高职教育将形成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它也预示着职业技术大学将成为高职院校升级发展的重要形式。

不仅如此，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高职教育不可能止步于本科学位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成为未来高职院校的新职能。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类别已经非常多样。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信息，全国高校共设置46种专业学位，很多专业学位又开办了诸多专门领域，比如，教育专业学位分硕士和博士，教育专业硕士又分教育管理、学科教学（思政）、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物理）、学科教学（化学）、学科教学（生物）、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历史）、学科教学（地理）、学科教学（音乐）、学科教学（体育）、学科教学（美术）、现代教育技术、小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教育专业博士又分学校课程与教学、学生发展与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汉语国际教育等领域。就高职院校举办的专业情况看，很多专业学位及其领域都适合在高职院校开办。高职院校虽然现在还没有获得举办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的资格，但从发展趋势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的增强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在一批高职院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达到了开展研究生教育要求的时候，举办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是必然的。政府的政策从来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

我国高职院校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且到目前为止，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发展愿景也是清晰的。高职院校的干部教师应坚定信念，克服悲观消极情绪，积极向未来，制定面向长远的发展战略，解决学校发展的重大方向性问题。这里主要就高职院校发展中几个具有战略方向意义的问题予以阐述。

（一）重视学科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高职院校流行一个观点，即学科建设是本科院校的事情，高职院校只需抓专业建设就好。直到现在，在高职院校领导中，仍然只有极少数人有学科意识，高职院校真正重视学科建设的少之又少。不重视学科建设，高职院校将难见光明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现代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是专业教育，专业是各级各类高等院校教育的基本单位，学生按专业培养，教学资源按专业配置，教师也按专业聘用，离开了专业，高等院校将无以立足，普通院校如此，高职院校也是如此。但如果高校办学眼里只有专业，没有学科，其教育水平可以达到底线的合格质量，但若要达到高质量，则是绝无可能的。高校的专业是根据社会职业分工对特定职业人才的需要而开办的，要办好专业，主要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师配备、实习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等环节和要素上下功夫。如果一所高校办学只有这些工作，它的人才培养质量不可能是高的，它的教育模式也不可能是先进的。

所有高校都应重视学科建设，高职院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实现了创业阶段的主要任务后，只有在学科建设上下功夫，才有发展后劲，才能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办学优势和特色。也就是说，高职院校的优势和特色是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没有雄厚的学科支撑的优势和特色都难言是有内涵的，而且很可能外强中干，只有花架子。知识是高校教育的媒介，知识水平越高、知识构成越复杂、知识更新速度越快，提高高校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基础越扎实。相反，如果高校没有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所依据的知识将难以更新换代，而且没有学科建设的任务，教师产生了知识固化和思维惰性后，对新知识还会产生排斥作用。而这种情况在高职院校具有普遍性，它对高职院校的影响无疑是致命的。高职院校不能固步自封，不能画地为牢，要发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开展学科建设，培育与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愿景相吻合的优势特色学科方向，建立与时俱进的办学模式，展现自身无限的发展潜力。

（二）探索学困生培养之道

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是以高考分数线来决定考生上普通院校还是高职院校，高职院校处于招生录取的末端，其录取的考生自然是分数最低的群体。这个学生群体在学习上有一些共性的特点，比如，学习基础较弱、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方法不当、对理论学习尤感头大，把这些学困生培养成人成才，不仅需要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而且还需要有相应的教育教学体系和方式方法。高职院校应当探索建立与自身教育对象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未来将有更多低分数段的高考考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最可能的去处就是高职院校。近年来，高职教育在扩招的时候，政府提出要给退伍军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转岗的企业职工等六类人群提供接受高职教育的机会。不管是高考分数更低的适龄青年，还是政府关心的六类人群，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习基础弱。高职院校必须学会解决学生都不爱学习的问题，很多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如果学校没有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不安排辅导员去宿舍清场锁门，很多课程教学的到课率是很低的。高职院校的教师应当掌握培养这样的学生的理论与方法，课堂教学和其他教育活动要能吸引学生，让他们感兴趣、愿学习、爱学习，能把他们培养成为胜任社会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建设者。

在学生的培养上，高职院校不能敷衍了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践行教育信念和精神，筑牢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根基。只有遵循教育规律，不断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高职院校才可能形成更强的办学实力和更高的办学水平，提高办学层次才能有更牢固的基础。

（三）建构内涵式办学模式

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创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经历了外延式扩张发展，1468所高职（专科）院校的在校生达到1590.10万人。从这一组数据看，校均在校生人数超过了10000人，校均年招生人数超过3000人，表明高职院校办学体系基本健全，专业门类比较完备，办学条件和办学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还有不小的空间，据推算，未来1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将净增1000万人左右，^[11]其中，大部分新增大学生都将进入高职院校。这样看来，高职院校发展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办好规模不小的存量高等教育，提高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接纳一定的增量高等教育，为普及化发展做贡献。两大任务都不可小觑，但比较而言，提高水平和质量是主要的，存量的水平和质量高了，高职院校才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高职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高职教育更看重实习、实践和实训，有很多专业还需要进行职业资格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一般的校内实习还好办，工厂企业实习实训教学往往令高职院校颇感困难。没有稳定持续高质量的校企合作，高职院校教育难言是高水平的。有的高职院校由于不能找到足够多的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学生在企业的实习实训难以保证，只好在学生完成两年的理论课程和校内实习教学后，让他们自谋出路，自己找实习实训单位，结束后带回来一纸实习鉴定书就可以了。这种“偷工减料”的办学方式是不负责任的，与高职教育应有的办学模式相去甚远。

高职院校应当高度重视创建内涵式办学模式，特别注重人才培养过程的内涵，对人才培养过程各环节各要素进行精心设计，将立德树人的精神要义注入各环节各要素，以精益求精的质量标准衡量学生素质和能力发展，构建卓越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内涵式办学模式的建立是高职院校发展进入中兴期的标志，也是高职院校转型升级办学的基础。

（四）建立创新性校园文化

高职教育是富于创新的。在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企业生产不能不追求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应用是企业适应高新科技发展要求的必由之路。高职教育培养企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只有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变化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培养过程中及时融入企业应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才能与企业同气相求、同频共振，满足企业生产对人才的需要，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高职院校是高职教育组织，担负着培养企业生产一线技术人员的职责。是主动适应企业生产需要还是被动适应，既是高职院校办学模式问题，又是校园文化问题。校园文化是影响办学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建立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办一所什么样的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与生俱来的“另类”身份，人们在办学过程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普通院校，参考它们的办学模式和要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与普通院校类似的校园文化。给人的感觉就是穿上了一套与自身身份不相符合的外衣，表现出与身份不相符合的言行举止。有些高职院校不安心于高职教育组织，寄希望于或早或迟升本，转变成普通高校。可以想见，在这些高职院校，是难以建立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的。

校园文化是一所高校发展的文化烙印，又是富有生机活力的无形动力。高职院校应当从自身职责出发，建立创新性校园文化，与企业生产的创新性保持内在联系。有的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的深度交流合作中，受到企业追求功利的价值观影响，在制度建设、教育教学等各方面渗入功利价值理念，使师生养成唯功利的人生信念和态度。这是不恰当的。在与企业的交流合作中，高职院校应当汲取企业追求创新的精神内核，将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成果引入校园，以创新精神统领校园文化发展。惟其如此，高职院校才能形成创新品格，保持日日新之发展态势，紧跟时代创新步伐，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也为自身的升级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7年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7JJD880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略